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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大家所关心的住房问题，社长坦诚相告，由于北京住房紧张，估计报纸解决住房需要将近五年时间，暂时不能带家属。这也就是说，如果去北京，我将面临五年的两地分居，这对于我很不现实。我指了指床上正在睡觉的儿子说：“现在孩子太小，我爱人学校也催她上班，等两年孩子上幼儿园了我一定去。”社长立马接过我的话说，“其实这个我已想好了，给孩子请个保姆，报社出钱。”社长的话干脆且诚恳。报纸迁京，用人急切，这个我能理解，但我当时心情十分矛盾，当晚没有答应社长赴京的要求。

　　留在西安还是迁往北京？到底何去何从？在那段日子里，这个人生难题令我十分纠结。其实我也明白，报纸迁京，将会给报纸也会给自己提供更大更好的机会和发展平台，自然前途一片光明，这也许是上帝给我的最后一次恩惠和眷顾。但这些对于当时已年届四十的我来说，家庭和住房也许更为现实和重要。其间不少同学朋友劝我莫失良机，力挺赴京。记得有人说到北京的好处时，曾提到北京的高考分数要比西安低三十分，建议我即使为了孩子将来考大学也不应放弃这次迁京机会。而我当时几乎不加思索地说，我儿子现在还不到一岁，考大学还需十几年，国家发展这么快，到时候那些地区差别肯定不复存在!现在说这些话年轻人一定无法理解，但这都是真的。

　　那天，从北京赶来的地矿部矿管局郭镇西局长上午在报社办公室和大家开了个座谈会，会后一起去西安珠穆朗玛宾馆聚餐。当时的矿管局是我们的主管部门，郭局长是代表地矿部来看望大家的。那天的气氛热烈且略带伤感，还有些即将背井离乡的悲壮。大家都很激动，喝的有点高，一个个脸红红的说话声挺大。郭局长走过来向大家敬酒，举着酒杯夸我刚才座谈会上的发言“讲得好”。记得当时我主要讲了两点，大意是说，眼看着大家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报纸将要进京，就像自己的孩子长大了要到北京去上大学，心里是既高兴还有些恋恋不舍。一是建议更名后的《中国矿业报》不要仅仅满足于对其他行业的覆盖，“广度”容易做到，关键要在深度和质量上做文章。二是讲用人有导向作用，任用什么样的干部，就会引导什么样的风气。话说得不多，想不到局长倒记下了。接着大家红着脸高声喊叫着互相敬酒，场面有些混乱而又令人感动。那天我惦记着一件事，期间抬起胳膊看了下表，向社长请假说我有事先走一步，也顾不上和大家打招呼，就急急匆匆溜出宴席。

　　这次考试十分重视新闻实践和编采素质的考核，考前需提交正式发表的新闻代表作，这些作品占总成绩的百分之四十。记得当时我拿的稿件有长篇通讯《这样的事只能发生在中国》《来自屈原故乡的报告》《回眸再说“庄稼汉”》，杂文随笔《心远地自偏》《割股自啖与卖版面》等，自信这些作品还有些质量。给我面试的是陕西日报的秦耕先生，他向我出示了几幅漫画让我“看图说话”，那一时期我正练习写杂文，这对我不算难事。新闻考试分笔试和现场采访两部分。笔试给的编辑材料“绿色农业”于我较为陌生。“言论”写作则很顺利。记得卷面上给了三幅漫画，画的都是一群小猪围着一只母猪吃奶。仔细看，画中的小猪越吃越肥，越长越大，而母猪则越来越瘦。这使我很快联想到“国企改革”“砸三铁”等当时流行的话题，一篇随笔式的千字文章一气呵成，可谓得心应手，水到渠成。后来任《三秦都市报》编委的秦耕吿诉我，我当年的言论笔试分数很高。采访考试是现场操作，至今尚记忆犹新。记得那天参加考试的几百号人随着领队走出陕报大院，队伍蜿蜒约有两三里长。考生们走在路上，谁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

　　那天采访的目的地是文艺路市场。该市场是当年西安有名的自由市场，街上行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一街两行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蔬菜、服装、粮油、百货，各种货物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队伍到了这里便化整为零，各自分散开寻找自己的采访线索。我在一处复秤台前采访并坚守了大约40分钟，然后和大家一起回到考试教室，写了一篇消息：《今日复秤台，一片静悄悄》，从复秤台的“安静”透视市场的“变化”，自以为避热就冷，独辟蹊径。根据考试成绩，在《陕西日报》公布的初选名单中本人榜上有名，但最终还是与“三秦”无缘。

　　接我电话的是位中年男子，地道的陕西话说得干脆且热情。他在电话那边说：“你的大作我们都拜读了，过来吧。”我知道，他所谓的“大作”，定是我先前给“三秦”招聘拿去的几篇新闻作品，我在心里暗暗佩服宋总的办事效率。次日，骑着那辆半旧的飞鸽牌自行车，在位于新城广场的省人大办公楼我找到了那位和我通电话的男，他就是《民声报》的社长王广群。当天，王社长带我去见省人大主管宣传的焦静南副秘书长。在我的第一印象中，焦秘书长说话和气，性格儒雅，我们的谈话很快进入主题。秘书长问我对将来的《民声报》有什么想法，那时对办社会型报纸我兴趣正浓，讲到要关注社会热点问题等等，大约谈了40分钟，看得出秘书长较为满意。临别时，他说我可以先来上班帮着筹办报纸，并可以先办“借调”。记得当时我没有答应“借调”的事，说可以等着和后面即将招聘来的们一起办手续。其实，我当时“心中有鬼”，是“脚踩两只船”。当时的《中国矿业报》虽已迁京，但我们没去北京的几个人则留在西安的陕西记者站（实际管西北五省的采访），而且报社已将我们的工作关系迁到了北京。再说，未来的《民声报》到底怎么样，我还想看一看再说。

　　当时已是隆冬季节，结了冰的水泥路面十分光滑，稍不小心就会摔上一跤。我双手紧紧握着车把，在凛冽的寒风中骑着车子满大街跑，快十点时，终于在位于友谊路上的省高速公路管理局找到了字条上所写的那位宣传干事。宣传干事是位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当他从文件柜拿出一大叠照片时，我这才稍稍松了口气。我们将照片一张张摊开在桌子上比较，很快，其中的一幅跳入我的眼帘——就是它了！我拿了照片和宣传干部匆匆告别，骑上车子又是一路紧赶，等回到报社摘下帽子，脑袋上早已蒸笼般地汗气腾腾。第二天报纸出来了，这幅照片给经济版撑了脸面——那是一幅高速路面的延伸照片，被美编放在版面中央放大后极富张力，使缺少头条的二版一下子有了亮点。那天的经济版特有看头，我很满意也很高兴，评报时连连夸奖美编小付：“二版的效果比我想象的好!”

　　开弓没有回头箭。此后报纸全面进入轨道运行，工作紧张而又充实。那一年多，我分别担任过经济版和要闻版的责任编辑，因为编采合一，还采写了反映白水苹果之乡的系列报道《西固，新崛起的农民城》《居安思危话苹果》《白水苹果：说不尽的话题》以及《铁血铸警魂》《村委会，该由咱村民自己选》《这颗苦果该由谁吃》等稿件。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新鲜且忙碌的，使我的人生有了许多难忘的第一次：第一次走进人代会，第一次旁听省长作《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面对面地采访人大代表以及那些平日可闻不可见的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民声报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

　　“乡党见乡党，两眼泪汪汪。”西安的同事分外热情。杨智峰、王东海、焦鸣、王平、陈颂今他们都在，我到各个办公室及其他们的住处转了一圈。报社迁京，初来咋到，尚处于过渡时期，当时的办公条件很简陋，西安的还在地下室住宿。一年未见，大家都有许多话要说，在京连头带尾大约三天，我们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小餐馆相聚有两次之多。在京期间，原想帮他们编一期稿子，又怕误了职称评审时间，踌躇几次终未开口。第三天给职称材料盖完最后一个章，我就急着买票回陕。